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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亚非所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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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我们国家成立了中国非洲研究院;中国非洲研究院实际上还是挂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下,但是也相对独立。这标志着我们国家关于非洲研究,或者叫中非合作的友好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与国家当前的发展战略是相互配合的,就是“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

上一个小故事,我讲的是父亲率团出访西亚非,特别还讲到了我名字当中的“非”,跟这个出访西亚非有联系。今天要讲述在这段时间我给大家口述历史的最后一个小故事,叫做“创建亚非所”。在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的时候,回顾一下当年我国最早的亚非研究机构的筹建创立过程,也是很有意义的。

我父亲从率领中国杂技团出访西亚非六国于年春末归国以后,在年4月的前后,接到了这个任务;当时是由中宣部的周扬同志,具体负责领导我父亲从事的亚非所和中国亚非学会的筹建工作。于是父亲就离开了国家对外文委这个工作岗位,开始了亚非所和中国亚非学会的筹建;我弟弟恰好是在年出生的,为了纪念父亲筹建亚非所和中国亚非学会的工作,弟弟取名就叫张亚。

年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亚非(万隆)会议,极大地推动了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心支持下,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成立了筹建亚非所工作小组;确切时间是在年9月,中宣部委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社会联合办公室,正式组成建所筹备小组。父亲担任了筹备小组组长,办公室设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建国门内大街5号)5号楼社联办公室;主要任务就是负责筹备建立亚非研究所和中国亚非学会的一切具体事宜。

年4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同非洲外宾谈话时指出:“我们对于非洲的情况,就我来说,不算清楚。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情况。我们对于非洲历史、地理和当前情况都不清楚。所以很需要出一本简单明了的书,不要太厚,有一、二百页就好,可以请非洲朋友帮助,在一、二年内就出书。内容要有帝国主义怎么来的,怎样压迫人民,怎样遇到人民的抵抗,抵抗如何失败了,现在又怎么起来了。”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指示,相关部门加快了建立亚非所的进程。

年7月4日,中科院亚非研究所正式成立了。父亲担任副所长,由于那时还没有所长,所以父亲实际承担了亚非所创建的领导工作;或者叫亚非所创所领导人。根据我看到的文件:亚非研究所在成立时有副所长2人,全所共有研究人员39人,助理业务人员27人,行政工作人员10人,总计干部76人。亚非所内设立了非洲、阿拉伯、亚洲三个研究组;搜集了部分图书资料,开展了一些翻译和编写工作;从年11月开始试编“亚非资料”,到亚非所正式成立时已出刊了31期,先在所内发送,计划在亚非所成立之后改为铅印在内部发行。周总理年根据张闻天同志建议,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下设的“南亚组”和“西亚非洲研究组”,便是在此过程中陆续并入筹建中的亚非所的(参张宏明:“中国的非洲研究发展述要”,载《西亚非洲》年第5期,第4-5页)。

亚非所最早的办公地址是在北京东城东总布胡同10号院内;在父亲去世以后,我曾经听到亚非所的叔叔阿姨说过,父亲在亚非所筹建时,还亲自带着他们去前门家具店,挑选购买所里的办公家具。前门是北京传统的商业中心,车水马龙,人流如织;我也难以想象,当年香港达德学院的教授,怎样在前门家具店精挑细选家具,又如何指挥人员把选购的家具运回到东总布胡同亚非所的呢?

亚非所成立时是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科院学部双重领导的: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业务领导,即负责确定研究工作的方针任务;批准研究工作计划,审查研究成果。这和我们国家当时的国策紧密相连着呢,我们国家支持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为这些国家尽量提供力所能及的各种支持,那对这些国家的研究和基本的了解也是必须掌握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日常行政事务工作则由中科院学部负责领导,这就是说亚非所人员的安排调配及住房后勤等行政日常事务,皆由学部负责安排。

大家可以想到,亚洲和非洲非常大,面积大,国家多;所以亚非所研究人员的队伍,在研究所正式成立时已经初具规模了。后来,亚非学会、中非友协等团体的办公地址,也是挂靠在亚非所里边。

中国亚非学会的筹建工作始于年,年成立了筹备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任主任,周扬、包尔汉、楚图南、吴晗任副主任。在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在国内学术界、文化界许多著名学者的倡议和通力合作下;年4月19日,在亚非(万隆)会议7周年之际,中国亚非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了。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中国亚非学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和会员代表,以及首都和各地学术界著名人士等,出席了成立大会。陈毅副总理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热烈祝贺中国亚非学会成立;并同时指出,亚非国家在目前的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国家有着古老的文化,加强我们对这些国家的了解,进一步发展中国同亚非各国的文化学术联系,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他希望学会积极地开展研究活动,积累资料,推动中国学术界对亚非各国的研究。郭沫若和周扬也在成立大会上讲了话;大会还通过了中国亚非学会简章;成立了第一届理事会,选出理事62人;并选举著名学者周扬为中国亚非学会第一任会长。第一届亚非学会有会员多人,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

这样,亚非所和中国亚非学会就完成了筹备组建工作,正式成立起来了;父亲也还同时担任了中国亚非学会的第一任秘书长。

根据我的了解,当时亚非研究所的人员结构,应该是我的叔叔阿姨他们,也还是老中青三代研究人员都有,研究队伍的年龄结构是比较合理的。年轻人主要来自于当时北大、复旦等高校的毕业生和研究生;父亲去世后,我听叔叔阿姨们曾说过,在研究所里由年轻人组成的共青团支部搞活动时,老所长(他们对父亲的称谓)还参加过他们的团支部活动呢。是呀,党团活动在那个年代可是雷打不动,每周一次天经地义的;中国共产党是令无数青年人向往的神圣组织,一位年入党的老党员怎么还参加共青团支部的活动呢?

在亚非研究所成立时,父亲和组织上都认为目前有关亚非的研究力量还很薄弱;尤其是对非洲的了解,还处在启蒙时期。研究工作只能由浅入深,首先训练队伍,然后才可能逐步地开展研究工作。因此计划用三年(—年)时间,以练兵为主,边练边学;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提高政治水平,学习有关的业务知识和外文以提高业务水平;练习和提高写作能力,同时搜集整理资料,下苦功熟悉和掌握基本资料;在研究队伍和资料两方面打好基础,在培养研究人员和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再开展有系统的研究工作,写出有材料有观点的科学著作。

实际上亚洲非洲地域广阔,需要研究的课题很多;特别是在万隆会议以后,毛主席提出了联合亚非拉的外交战略;没有一定数量的专业研究人员,根本无法担负起繁重的研究任务,满足不了国家的需要。亚非研究所希望从青年人抓起,经过若干年培养,训练出一批真正能够胜任亚非问题研究的专家。关于亚非所的研究队伍,父亲在十年动乱期间对我曾经说过,在年以后,有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和政治运动的冲击;不少地方和单位对收留他们工作有顾虑,父亲就把他们都尽量接收安置在自己的亚非所里边儿了。其中最著名的有两个专家,一个是王任叔,即著名作家巴人先生;还有一位,就是著名理论家廖盖隆先生。

王任叔(-),著名作家。字任叔,笔名巴人等,浙江省奉化县大堰村(今大堰镇)人。王任叔13岁参加全县小学统考,作文名列前茅。年考入浙江省第四师范,在五四运动中任宁波学生联合会秘书。自年5月开始发表散文、诗作、小说,由郑振铎介绍加入文学研究会。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在上海参与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年后任新中国驻印度尼西亚首任大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终年七十一岁。

廖盖隆(-),著名的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学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广东信宜人。年起,先后入陕北公学、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延安马列学院、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政治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建国后历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中央宣传部报刊处处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年6月后的四年,先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历史组工作,不久任朱德政治秘书。从年7月到"文化大革命"前,在西亚非洲研究所任研究员。

父亲还亲自去北京大学,请当年留德的老同学季羡林教授,参与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并数次去著名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先生(时任亚非学会副会长)的家里,与其商讨亚非学会的工作。在父亲的积极努力下,当时的亚非所可谓名家云集,而且青年才俊也不同凡响。此外,父亲还热心参加亚非所组织的各种联谊活动,比如周末去北京郊外的公园游览。在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现在还保存着年春季,他们去香山公园郊游踏青的合影,这也成为了所内名副其实的珍贵建所历史老照片。

在亚非所初创时期,研究所还编辑了两个内部刊物:即《亚非译丛》(月刊,年9月创办,每期8万字)和《亚非资料》(双月刊,年创办,每期5万字以上)。还记得母亲后来对我谈起过,在《亚非译丛》第一期刚刚出版的时候,父亲下班回家步入家门时,双手捧着这本新鲜出炉的杂志,口中喃喃自言自语道:“一个婴儿,一个婴儿”......

年10月30日,根据中央外事小组报告和毛主席的批示,为了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原来的亚非研究所划分为西亚非洲研究所和东南亚研究所两个部分;父亲依旧担任西亚非洲研究所的副所长。目前看来,—年是西亚非洲研究所的建所起步阶段;面对没有资料的状况,所里一方面抓紧人员培训,一方面有计划、有重点、有系统地调查研究西亚非洲各国的现状和历史。主要由父亲领导全所集体完成的《非洲手册》(内部发行),曾博得了当时外事部门的好评。

此外,亚非所还出版了一些学术专著和学术译著;在当时中国的亚非研究中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例如,父亲撰写的专著《中非交通史初探》于年出版,这是中国学者第一部研究中非关系的著述,涵盖了中国与东非、北非的海上交通史。虽然只是论文集,但这一著述为后人研究打下了基础(参李安山,“中非关系三十年研究概论”,载《西亚非洲》年第4期,第6页)。这部专著旁征博引,从宋代航海技术探讨对中非交通的影响;从元代重辟“香料道”沟通波斯湾海上贸易,谈到对中非经济文化交流的促进;从考古新发现证明中非友谊源远流长;从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赞颂其历史性贡献等;内容翔实,史料丰富。年,修订后的《中非交通史初探》由人民出版社再版。

到年底的时候,亚非所编写的《非洲列国志》已经出版了3本书;共18万字,包括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刚果(布)、加蓬、突尼斯等4个国家。同时已经脱稿的有11本书,共64万字;包括中非、乍得、索马里、苏丹、加纳、几内亚、安哥拉、肯尼亚、马里、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12个国家。此外,还编写了13篇动态资料,为领导工作需要的时候提供参阅。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西亚非洲研究所停止了业务活动;直到年才部分恢复研究工作,而整个研究所在年始完全正式恢复工作;此时由著名理论家廖盖隆叔叔担任所长。自年元旦起,研究所则全部划归中国社科院领导;父亲和大家共同创建的西亚非洲研究所,就由接班人带领继续前行了。

在年12月举行的父亲追悼会上,很多当年参加亚非所创所的老同志都参加了;他们习惯地称呼父亲为老所长。追悼会悼词也提到了对父亲创建亚非所的评价,悼词中说到:“张铁生同志,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在他的领导和主持下创建了亚非研究所和亚非学会,为开展国际间的亚非文化交流和我国的亚非研究事业作出了贡献。”我想,在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的今天,在中非友好合作研究如火如荼开展的时代,这应该是对父亲与同事们当年创建亚非所努力勤奋工作的最好告慰吧。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自年夏季父亲率团出访西亚非六国开始,他的人生与工作就和中非友谊的发展、亚非所和亚非学会的创建密不可分;我和弟弟的名字就见证了这段历史并告诉了我们一切;这成了父亲晚年从事并献身的事业了。

让我们仍然用一首小诗来给故事结尾,给我们的叙述添加一些诗趣吧:

七绝.观潮

潮起钱江万马奔,

雪涛汹涌伴雷声;

海塘抵起千钧力,

浪碎飞花点点云。

注:本文写作中,参考了父亲遗留的建所文献:“关于正式成立亚非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的请示报告”,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分党组,社部党字52号,年4月11日。以及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建所50周年官方发布的纪念资料;详见西亚非洲研究所官方网站: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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